前文提到，大业七年（公元611年），揭开隋末农民战争序幕的是山东王薄。王薄自称“知世郎”，在长白山（今属山东省济南市）一带聚众起义，他还创作了一首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当作起义的宣传曲，歌词中唱道：
长白山前知世郎，纯着红罗锦背裆。
长槊侵天半，轮刀耀日光。
上山吃獐鹿，下山吃牛羊。
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。
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。
一时山东农民纷纷响应，揭竿而起，誓师要推翻隋朝暴政。当时的齐郡丞，是隋朝又一能征善战的名将——张须陀。张须陀（565——616），弘农阌乡（今属河南省灵宝市）人，《隋书·张须陀传》形容他“性刚烈，有勇略。”张须陀早年跟随史万岁和杨素南征北战，在平定云南爨翫以及汉王杨谅叛乱中均立有战功。王薄此次领导的长白山起义，实际上与张须陀关系不大。隋炀帝为了征讨高句丽，在山东、河北、河南一带大肆征发民夫，加之突然旱灾疫情流行，山东等地的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如果说在一个治世当中，地方上的民变或许是因为生活一时的难以为继，或是地方上官员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难以令人原谅的错误，尚且可以被划归为经济或行政问题的话，那么在一个乱世当中，激烈的百姓起义将不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动乱，因为它是由国家高度的集权而引起的社会动荡，是社会根基不稳定的信号，此时的问题就属于信仰或民心的范畴了。张须陀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面对反对声浪越来越高的隋朝社会，张须陀没有进行舆论上的封锁或是军事上的镇压，而是先行安抚，他下令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当地一些官吏说：“皇上的诏书未到，怎么可以擅自开仓？”
这就是隋朝社会动乱的根源，像张须陀这样的官太少。大多数官吏把粮也好，钱也好，都看成是国家的私有财产，国家私有，意味着**的高峰，最终造成的现象就是国富而民穷。张须陀不顾诏命，强制开仓，以缓民情，他说：“百姓有倒悬之急，如待报至，当委沟壑矣。吾若以此获罪，死无所恨。”很可惜，农民们没有因张须陀的一片赤诚而退却，起义最终还是爆发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感叹，农民的骨血，已经快要被隋朝政府榨干，社会的毒瘤扎根太深，纵使有一千个一万个张须陀，恐怕也拔除不掉吧。这就叫做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。张须陀没有办法，面对农民叛军，他出于自己对隋朝政府的忠诚，只能出兵镇压。秦琼就在这支平叛的队伍中。在张须陀的指挥下，隋军连败王薄、孙宣雅、裴长才、郝孝德、郭方预等人所领导的起义军，特别是在与裴长才的战斗中，由于起义军发动突袭，张须陀没来得及列阵，身边只有五个骑兵，但他面对数倍于己的起义军，毅然接战，《隋书·张须陀传》记载：“贼竟赴之，围百余重，身中数创，勇气弥厉。”张须陀用勇猛为自己赢得了时间，援军到来后，他一举击溃裴长才的起义军。隋军非常兴奋，这几场仗打下来，他们一举扭转了此前被起义军接连挫败的颓势，慢慢重拾了自信心。隋炀帝也特别高兴，特地命人画了张须陀的画像，放在宫中，这大概是身为人臣至高无上的荣耀了。不过在此期间，还有一件事令张须陀和他的士兵们更为兴奋。
那一天，潍河之畔，张须陀与起义军摆开战阵。起义军阵脚刚稳，隋军阵门忽然大开，冲出一少年小将，手执铁枪，飞骤骏马，径奔起义军军阵而来。马蹄扬起阵阵征尘，映着少年稚嫩的脸庞，少年手中的大铁枪反射着夺目的日光，耀人眼球。起义军看呆了，他们猜不透，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，是要独闯军阵，还是要来投诚？正当种种猜测盘旋在起义军士兵们的脑海中时，少年已拍马杀到面前，一个起义军士兵只听到那匹强健的战马长嘶一声，眼前只见一道白光忽地闪过，便登时没了知觉。一股鲜血喷涌而出，溅在少年雪白的衣甲上。众人看到，少年拔出腰刀，把那名士兵的脑袋砍掉，大吼一声，抛向空中。那颗带血的人头在空中打了个滚，少年抡起铁枪，往上一举，将落下的人头稳稳挑在枪尖，骤马扬长而去。只留下一干起义军将士愣在当地。潍河是当